国家版权局7月6日发布了《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如果说《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因为公权力过分扩展自己的边界而入侵了私权的领地，那么第二稿堪称公权力大幅度撤退，权利人的主体地位更为引人注目。 特别是在有一点认同的是，这次《著作权法》改动是门口法律，充份吸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有1600多份)。
第二稿比起于第一稿的大幅度改动——移除了3条，减少了3条，对48项法条做到了改动——体现了法律制定者的诚恳。 之所以要门口法律，普遍印发，是因为在一个对外开放的社会里，有所不同的人、有所不同的群体有有所不同的利益表达意见，这是十分长时间的现象。大家环绕法律开诚布公、各抒己见，不利于减少共识，不利于增进法律的完备，也使涉及法律在日后颁布实施时极具操作性和针对性。
同时，由于门口法律，各利益主体充份倾听，法律的过程也因此变为了宣传法律、普及法律，提升民众法律意识的过程。 但是，有一点也必须留意：法律的过程虽是利益主体博弈论的过程，但法律不该被任何利益主体所左右。在明确的法律条款之上，还不存在着一个更加神圣的法律精神。
明确到《著作权法》，这一法律精神就是法律必需通盘考虑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偏向任何一方，哪怕是偏向其中的弱势一方，都是对这一法律精神的背叛，这样的法律所带给的问题将比它所解决问题的问题还多。
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第二稿完全符合了唱片业明确提出的所有表达意见。法定许可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法都有的内容，为什么在其他国家运转长时间、效果较好的作法，在中国却继续执行不下去?联系此前唱片业的频密倾听和白热化表态，人们很更容易得出结论一种印象：“不会大哭的孩子有奶不吃”，要想要谋求到于己不利的法律，就必需“能着急”。
这样的印象是极为危险性的，如果这出了通例，那么是不是谁声音大，谁就有理?法律还如何反映全民的意志? 因此，对立法者而言，既要门口法律、从善如流，也要坚持原则、保卫法律精神。 对唱片业而言，第二稿堪称是一个重大胜利。但大家也应当确切：法律，意味着是知识产权维护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涉及问题会因为法条的具体而马上消失。就本质而言，目前唱片业身陷困境的原因不是法律导致的，而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所致。
法律当然可以为唱片业营造一个维护完备、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能否走进低谷，还要看唱片业自身如何应付新技术、新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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